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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有风鸡酒一壶——汪曾祺的旧体诗
来源:《随笔》 | 郭娟  2020年12月30日08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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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的文名,起于西南联大、起于诗。时人问:汪曾祺是谁?人答:就是那个写诗别人看不懂、他自己也不懂的人。——50年代他偶作新诗,已是小清新风格:“(新绿是朦胧的,漂浮的树杪,完全不像是叶子……)远树的绿色的呼吸。”反右时有人批判他:连呼吸都是绿的了,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污蔑到了什么程度了?!——还是“不懂”。其实这时的汪曾祺在编《民间文学》《说说唱唱》,向老舍、赵树理学习,已经很通俗、大众化了。

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的确很“洋”,写诗比40年后的“朦胧诗”还要朦胧,同时带一点何其芳《画梦录》的青春梦影:当月光浸透了小草的红根/一只粉蝶飞起自己的影子/夜栖息在我的肩上……/蒲公英散开了淡白的织絮/衰老的夜一天劳碌的星辰/昂着头你不怕晒黑了眼睛。(汪曾祺《旧诗》,发表于1942年12月8日,桂林《大公报》)

那时,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,也是西南联大杨振声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唐兰等一众名师的学生。写唐诗报告,他这样形容盛唐之后晚唐诗人们的“暮色”——“幽暗的角落,苔先湿,草先冷,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;眼看光和热消逝了,竭力想找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,是韩愈;沉湎于无限好景,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,是温飞卿、李商隐;而李长吉则是守在窗前,望着天,头晕了,脸苍白,眼睛里飞舞各种幻想……”他说,李贺的诗,“险奇”“怪艳”,是在黑的底色上,用浓绿、殷红、金色交错成不可解的斑斓图案,充满魔性,那是他向往的盛唐的颜色,是他追慕却难再得的梦——“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,毒死自己的蛇”。这篇写于1944的课堂作业,当时惊艳了闻一多,现在惊艳了我们。

那时闻一多讲唐诗,朱自清讲宋诗,唐兰讲词,他们的学生汪曾祺呢,写他不易看懂的现代诗,盛赞与他同样年轻的穆旦写的诗。当然他用力最多的还是小说。

那时沈从文将他的课上习作一篇接一篇地推荐给老友、报刊编辑,比如郑振铎、巴金等人,说汪曾祺“比我写得好”。沈老师教他“要贴到人物来写”,也纠正他:人物对话不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……那时,年轻的汪曾祺才华横溢、心事拿云,也狂,也穷,一度“采薇”而食,失业,借酒消愁……看那时他写给沈从文的信,颇有向老师“撒娇”之感,沈老师回信说:你有一支笔,怕什么!——待到师生各自曾经沧海,再相见,天过午,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了。这时,80年代初,汪曾祺开始写旧体诗。

80年代初,文坛“发现”了汪曾祺,以为他是文坛新人,实际上却是“二十年前旧板桥”——40年代已颇有文名、被看做京派继承人物的汪曾祺,将40年前旧篇章重写了一遍。

40年代文坛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晋小说家,其一是胡风最看重的路翎,另一人就是汪曾祺——难怪,80年代汪曾祺听说一度精神失常的路翎又能写小说了,那个高兴!特地写了篇散文《贺路翎重写小说》,其中还赋诗一首:“劫灰深处拨寒灰,谁信人间二度梅。拨尽寒灰翻不说,枝头窈窕迎春晖。”俨然同科进士,“渡尽劫波兄弟在”,40年后喜相逢。然而他高兴早了。那个目光明亮、额发飘飞的才子路翎永远失去了他的“通灵宝玉”,他拼命写出来的都是废稿——他没能重开二度梅。汪曾祺后来没再写到路翎,可以想见,他曾经多么高兴,就会多么失望悲伤。其实,40年代的汪曾祺与路翎并不是一个路子的作家。汪属京派,路翎是“胡风派”,写作风格各异,“三观”不尽相同。路翎、胡风无疑是革命的追随者,周公(恩来)至少也将其当作党的同路人,而汪曾祺所属京派中那些前辈人物,也反国民党独裁,要求民主,但离政治远,当时及解放后多属“民主党派”“无党派人士”。路翎、胡风们主观战斗精神强烈,为革命奔走呼号,不幸却为革命之极“左”所伤、几十年打入“另册”。

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,写小说之余,略谈政治,即被郭沫若批判,颜色不对,解放后吓得自杀,未遂后战战兢兢改造思想,放弃了写作,“废物利用”去搞文物,最终在他热爱的瓶瓶罐罐、丝绸绣片上缓过一口气来,后半辈子成为文物专家,有了一个喜剧结尾,八十大寿时,还收到得意门生的贺诗:“犹及回乡听楚声,此身虽在总堪惊。海内文章谁是我,长河流水浊还清。玩物从来非丧志,著书老去为抒情。避寿瞒人贪寂寞,小车只顾走辚辚。”这诗,汪曾祺曾拿给端木蕻良看,端木指“犹及”二字最好。端木是才子,点到为止。猜想那意思:还好还好,还来得及——衬着“总堪惊”一句,满是劫后余生、总算挨到了河清海晏时候的庆幸。

汪曾祺当然也算幸运了。沉浸在文学梦中,汪曾祺离政治、斗争这些事,远。从性情而论,他也不是激烈的人。但动荡的20世纪中国,谁人逃脱了政治?抗日烽火中他绕道、周转、路远迢迢赶去西南联大报考大学;抗战胜利了,老师闻一多却被国民党特务那样残忍地枪杀于街头,汪曾祺与女友施松卿跑到同学好友朱德熙家报凶信,震惊得“气急败坏”;38岁被错划“右派”,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,扛170斤重的麻包,冬天进城刨粪积肥,四年里与农民同吃同劳动,晚上睡一铺大炕,枕头挨着枕头,虱子“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”;“文革”中编剧“样板戏”,“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;摆开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”,被江青“控制使用”的惊警谨慎与急智捷才、登天安门观礼的荣耀,换来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两三年间被审查、在家直嚷嚷找刀剁手再不写了……所幸汪曾祺挨到了80年代,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下,创作上迎来了第二春,他的“二度梅”开得俊俏恣肆!人也活得舒展,写作之余,书画自娱,“酒边泼墨画,茶后打油诗”,会做饭,更善写美食文章,很雅,却平易近人:

我有一好处,平生不整人。

写作颇勤快,人间送小温。

或时有佳兴,伸纸画青春。

草花随目见,鱼鸟略似真。

唯求俗可耐,宁计故为新。

只可自愉悦,不堪持赠君。

君其真喜欢,携归尽一樽。

又有:

我事写作,原因无他:从小到大,数学不佳。

考入大学,成天“泡茶”,读中文系,看书很杂。

偶写诗文,幸蒙刊发。百无一用,乃成作家。

弄笔半纪,今已华发,成就甚少,无可矜夸。

有何思想?实近儒家。人道其里,抒情其华。

有何风格?兼容并纳。不今不古,文俗则雅。

与人无争,性颇通达。如此而已,实在呒啥。

因为是给上海《新民晚报》写的,还俏皮地用了方言“呒啥”。

又如:

新砌清茶饭后烟,自搔短发负晴暄。

枝头残菊开还好,留得秋光过小年。

(《题冬日菊花》)

悠然怡然之态,纸上可掬。

相比老师的“犹及回乡”,汪曾祺可算是衣锦还乡——高邮,那个盛产鸭蛋的地方,古有秦少游,今有汪曾祺。虽“乡音已改发如蓬”,却与亲朋师友喜相见,“半世未忘来旧雨,一堂今日坐春风”。他追寻童年旧影,观览故乡新貌,“晨兴寻旧邮,散步看新河……水边开菊圃,岸上晒萝卜。小鱼堪饭饱,积雨未伤禾”。

他还来得及重返他的第二故乡昆明——西南联大是他的精神故乡,去“觅我游踪五十年”,长堤柳色,莲花池外,“木香花湿雨沉沉”,追忆“一半光阴付苦茶”的青春往事以及“人间至味”的昆明食事:“重升肆里陶杯绿,饵块摊来炭火红。正义路边养正气,小西门外试撩青。人间至味干巴菌,世上馋人大学生。尚有灰藋堪漫吃,更循柏叶捉昆虫。”(《昆明食事》)

他甚至还乘兴去了他的“迁谪地”,昔日“迁客”,今天的名作家,回首中,往事历历在目:

“我昔为迁客,学稼兼学圃。往来坝上下,曾历三寒暑。或绑葡萄条,或锄玉蜀黍。插秧及背稻,汗下如蒸煮。偶或弄彩墨,谱画马铃薯,坐对一丛花,眸子炯如虎……”(《重来张家口读〈浪花〉小说有感》)曾经的苦难,在回忆中变得亲切——“重来迁谪地,转能觉相亲”,打油诗做得蛮欢快,有“风吹杨树加拿大,雾湿葡萄波尔多”云云。当年天寒地冻,困于绝塞孤城,远离亲人也远离了文坛,落到社会底层,经此四年,才子文人汪曾祺说:“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。”同时他在劳动中、在侍弄葡萄、画马铃薯图谱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与寄托,以此随遇而安。他的小说《七里茶坊》,写那时期的事,情感深沉,朴素感人。“诗家不幸文章幸”,他对正德间进士第一、后获罪谪戍云南的杨慎一再题诗,所谓“一种风流谁得似?状元词曲罪臣诗”,其意一也。

各地笔会、参观、游览、讲学,汪曾祺每每受邀题词赋诗;有时题诗代简,寄老友新朋,如李政道、朱德熙、杨毓珉、宗璞、林斤澜、范用、张抗抗、赵本夫、张守仁、徐正伦等,从他的诗集可以看到他的“朋友圈”——

“人间存一角,聊放侧枝花。欣然亦自得,不共赤城霞。”这首赠冯宗璞的诗,冯友兰听女儿念后说:“诗中有人。”

“醒来惊觉纸窗明,雪后精神特地清。瓦缶一枝天竹果,瓷瓶百沸去年冰。似曾相识迎宾客,无可奈何罢酒钟。咬得春盘心里美,题诗作画不称翁。”这首《呈范用》,是拜年、贺新春,与老友共勉。

“看朱成碧且由他,大道从来直似斜。见说洛阳春索寞,牡丹拒绝著繁花。”这首诗是对张抗抗《牡丹的拒绝》一文的应和,汪曾祺特地画了一朵绿牡丹并题诗相赠。

……

他也寄兴前辈文人,有《读史杂咏》五首诗,题五位作家:何其芳、林徽因、废名、沈从文、周作人。

(一)

鼙鼓声声动汉园,书生掷笔赴烽烟。

何期何逊竟垂老,留得人间画梦篇。

(二)

孤旅斜阳西直门,禅心寂寂似童心。

人间消失莫须有,谁识清诗满竹林。

(三)

窗子外边窗子外,兰花烟味亦关情。

沙龙卧病犹高咏,鼓瑟湘灵曲未终。

(四)

岂惯京华十丈尘,寒星不察楚人心。

一刀切断长河水,却向残红认绣针。

(五)

蛱蝶何能拣树栖,千秋谁恕钱谦益。

赵州和尚一杯茶,不是人人都吃得。

五首诗可见他对五位作家理解颇深,“禅心寂寂似童心”“赵州和尚一杯茶,不是人人都吃得”的,都是知语;诗句中还嵌入他们的作品篇名,画梦、莫须有、竹林、窗子内外、长河等。五首诗再次证实了汪曾祺的创作谱系在京派一脉,一如他在文章中多次盛赞废名、周作人的文章,认为林徽因的小说中早就有“意识流”……而写沈从文这一首,比“犹及”那一首,更多痛惜之情——“犹及”一首毕竟是贺寿诗,“寒星不察楚人心”,典出鲁迅“寄意寒星荃不察”之句——孤寒之情,是他多次提及、为之心痛的,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——寂寞。

不仅咏史,也漫题《水浒》——自然是做翻案文章,倡扬女权:

街前紫石净无瑕,血染芳魂怨落花。

丽质天成难自弃,岂堪闭户弄琵琶。

六月初三下大雪,王婆卖得一杯茶。

平生第一修行事,不许高墙碍落花。

黑云压境美人死,冤案千年几页纸。

侠义原来是野蛮,武松不是真男子。

为才貌俱佳的潘金莲下嫁武大郎而叫屈,指斥武松野蛮、“不是真男子”,都还可读可解。但读到“平生第一修行事,不许高墙碍落花”,各剧种“王婆”一贯的丑角形象浮现脑海,与这助力“红杏出墙”的修行者一打照面,违和感太强烈,笑喷。汪先生这翻案力度,够大。

汪曾祺旧体诗中有一类是写给自己的——自寿诗,这也是中国诗传统中的一格。汪先生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五,生日逢新春,他几乎每年生日都写一二首诗,寄托那年那时的感兴,兼贺新春,如《岁朝清供图》,更是一份诗历年谱——

六十岁生日:“冻云欲湿上元灯,漠漠春阴柳未青。行过玉渊潭畔路,去年残叶太分明。”

六十七岁生日两首:“尚有三年方七十,看花犹喜眼双明。劳生且读闲居赋,少小曾谙陋室铭。弄笔偶成书四卷,浪游数得路千程。至今仍做儿时梦,自在飞腾遍体轻。”

“一事胜人堪自笑,年年生日上元灯。春回地暖融新雪,老去文思忆旧情。欲动人心无小补,不图海内博虚名。清时独坐饶滋味,幽草河边渐渐生。”

七十抒怀出律不改:“悠悠七十犹耽酒,唯觉登山步履迟。书画萧萧余宿墨,文章淡淡忆儿时。也写书评也作序,不开风气不为师。假我十年闲粥饭,未知留得几囊诗。”

七十一岁两首:“七十一岁弹指耳,苍苍来径已模糊。深居未厌新感觉,老学闲抄旧读书。百镒难求罪己诏,一钱不值升官图。元宵节也休空过,尚有风鸡酒一壶。”

“宜入新春未是春,残笺宿墨隔年人。屠苏已禁浮三白,生菜犹能簇五辛。望断梅花无信息,看他桃偶长精神。老夫亦有闲筹算,吃饭天天吃半斤。”

七十二岁,岁交春:“不觉七旬过二矣,何期幸遇岁交春。鸡豚早办须兼味,生菜便宜簇五辛。薄禄何如饼在手,浮名得似酒盈樽?寻常一饱增惭愧,待看沿河柳色新。”

七十三岁生日,写了一副对联:“往事回思如细雨,旧书重读似春潮。”

七十四岁:“我年七十四,已是日平西。何为尚碌碌,不若且徐徐。酒边泼墨画,茶后打油诗。偶亦写序跋,为人作嫁衣。生涯只如此,不叹食无鱼。亦有蹙眉处,问君何所思。”

七十五岁,在一篇题名“七十五岁”的文章起首写有一首诗:“碧池中有新莲子,吃得人间十二红。书画缓缓还旧债,衰翁毕竟是衰翁。”

这样漫漫地看下去,看他慢慢变老,这一份诗历年谱,记下了八十年代以降他的一年又一年忧乐感慨。

汪曾祺的旧体诗,寄意兴,书感慨,有时闷闷地发一点牢骚,偶尔也在诗中大声呼吁:“创作要自由,政治要民主。庶几读书人,免遭三遍苦”——开口前还如旧戏里老忠臣致“陈情表”:“华发已盈颠,几番经猛雨。尚欲陈残愿,君其恕其鲁”,大叫后,自问自答,“滋味究如何?麻婆烧豆腐。”——回复到那个熟悉的汪曾祺。毕竟他如自己所说,通达,且随遇而安。有一首诗,写得挺拽:“文章或有山林意,余事焉能做画师。宿墨残笔遗兴耳,更无闲空买胭脂。”——不像汪曾祺,又像是原本的汪曾祺。

有人评价汪曾祺的旧体诗,说是“触景抒怀,大可置诸宋人集中”。宋诗斯文讲理,平淡自然,如清茶而有回甘。汪曾祺常喜欢写两句宋儒诗送人: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还有一句,他觉得说得更实在:“顿觉眼前生意满,须知世上苦人多。”他说,儒家是爱人的,他自诩为“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。他的旧体诗,自有其“中国式”的规矩。他懂唐诗、懂李贺,但他的诗,不怪,也不狂。“人歌人哭”是别人的诗。

从诗艺看,汪曾祺的五言、七言诗很有风致,一册《汪曾祺诗歌全编》翻下来,佳句联翩而至,让人不禁想学他老师唐兰讲《花间集》,那样地叫个好:“双鬓隔香红啊,玉钗头上风。——好!真好!”

想来,五四以后的作家,虽沐浴欧风美雨、激荡新潮,待年纪稍长,却几乎都要被传统拽着去写旧体诗。故国千年诗教,那些平平仄仄的起伏,暗涌着迁客骚人的悲欣,潜藏着中国文人异代相亲的基因。这也是鲁迅“灵台无计逃神矢”之另一种吧。

鲁迅、郁达夫、胡风、聂绀弩……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旧体诗作。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鲁迅,也有“深宵沉醉起”的颓唐、“回眸时看小於菟”的欣悦;郁达夫“酒醉鞭名马”“情多累美人”的名士风流,不掩他“呐喊彷徨两悠悠”的浩然正声。鲁迅于创造社一众“创造脸”中,独与郁达夫相交甚欢,揣想两人在一起神聊的,大约与瞿秋白彻夜长谈相仿佛,也是基于彼此深厚的文化修养的那些物事吧?而胡风“三十万言三十年”罹冤狱,面壁题咏,一腔愤懑盘结为排奡硬语,生生按进仄仄平平仄的古辙旧韵,于风雨之夕、无声暗夜,迸射大雷大闪般光焰,映射其灵魂之翔舞,抵抗失语失忆。聂绀弩比胡风洒脱,也许正是胡风批评过他的“吊儿郎当”、周公褒贬其为“大自由”吧,旧体诗到了他的手上,玩出了打油新境界,“一双两好缠绵久,万转千回缱绻多”(《搓草绳》),“文章信口雌黄易,思想椎心坦白难”,亦庄亦谐两由之,歌哭笑傲皆成绝唱。当然旧体诗做得好的新文学家还有不少人呢,比如汪曾祺欣赏其文章而以“千秋谁恕钱谦益”为之做结论的周作人,当他谈龙谈虎,出家还家,写《五十自寿诗》的时候,还是才华耀人眼目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。

这些人,都是汪曾祺的前辈。他们——

“……如修道女扔下斜插的花,落下了松实累累如蜂巢,藏入层层自设的谎,作听深谷里有巨石风化成沙。”(汪曾祺《落叶松》,发表于1941年11月24日昆明《中央日报·文艺》)

无端地,记起这年轻、迷蒙的诗句——正好追慕这些远去的诗人们。

*本文所引汪曾祺诗皆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汪曾祺全集》《汪曾祺诗歌全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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